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曹洪欣:为什么要力挺中医?

放大字体  缩小字体 发布日期:2015-10-25 浏览次数:74
  医学是一门科学,而中医和西医又是两种不同的医学体系。近年来,有关中医药的讨论不断,有挺中医的,也有黑中医的,那么到底是中医好还是西医好呢?近日,光明日报就中医的相关问题对中国中医科学院原院长、院首席研究员,全国政协委员,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(中医生命与疾病认知方法)代表性传承人曹洪欣进行了专访。
  
  记者:中医药话题总是不断,诋毁者有之,力挺者有之,互联网上更是聚集着一大批“中医粉”、“中医黑”,论战不休。您怎样看待中医药的争论?为什么中医眷顾了我们几千年,还有人认为中医“贻害社会”?
  
  曹洪欣:近些年,社会上出现了一些有关中医的争论。中医是不是有效的医疗手段?咱们不妨拿出来“晒一晒”。
  
  中西医是两种不同的医学体系。中医是基于对人的观察、实践与研究,形成以人为中心的诊疗模式和以天人相应、形神统一、五脏相关为核心的系统、整体的理论体系。可以说,中医讲和谐,西医讲对抗。比如说对待肿瘤的态度,西医是切除肿瘤,靶向治疗;而中医讲究“正气存内,邪不可干”,调动肌体自身抗病能力控制肿瘤发展,达到“带瘤生存”的状态。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理念。许多病例证明,中医的这种治疗理念不仅行之有效,而且相比西医治疗更能提高生活质量。所以,不能站在西医的立场上否定中医,也不能完全用西医的标准评价中医。
  
  我治疗过一位53岁的日本男性患者,确诊为小细胞肺癌后,觉得生存时间不会太长,来中国求中医诊疗。我按中医益气养阴化痰解毒的方法,扶正祛邪,用中药汤剂辨证治疗两月余,病人症状基本消失,回国后每三至六个月来中国诊治调方一次,一年后,改成中药丸剂,五年后停服中药。2011年5月病人因患肝硬化腹水来中国治疗,又服汤药半年余,病情明显好转。病人风趣地说,如果不是中医治疗,早两次就见阎王爷了。
  
  中医最擅长的,一是养生,二是对慢性病的治疗,三是对疑难性疾病及突发性流行性传染性疾病更是有独到之处。比如2003年非典,我们根据高热、乏力的症状,在病因还未查明的情况下,用中药直接进行干预,为最终攻克非典作出了重大贡献。世界卫生组织明确指出,中国中西医结合治疗非典安全有效。这有力地证明了中医不但没有“贻害社会”,反而是造福人类!
  
  西方过去把中医称为“补充替代医学”,现在又称为“整体医学”。新世纪以来,日本规定所有医学院学生都必须学习中医,否定了自明治维新以来取消中医的做法。如今欧美世界一流的医学科研院所以及世界著名制药企业,都有中医药研究所,说明中医的理念和实践不仅没有落后,而且还引领着医学的发展方向。
  
  是否科学:科学性体现在宏观和微观的整体把握上
  
  记者:“倒中医派”频繁发表“中医不科学”的看法,中医到底科学不科学?
  
  曹洪欣:什么是科学?科学是反映现实世界各种现象的客观规律的知识体系,中医学恰恰就是从实践中来,又回到实践中去的科学理论。
  
  中医是根据人体健康状况和生命信息把握疾病动态变化,运用望、闻、问、切四种诊法,收集人体外在信息,通过综合、分析、判断人体的整体状态(辨证),确定相应的治疗原则和方法(论治)。这种方法,别具一格,有很强的针对性,体现了中国人从局部到整体、从现象到本质的整体观和辩证法。
  
  记者:有一种说法认为,中医强调整体性,但与西医相比缺乏精确分析,这种说法对吗?
  
  曹洪欣:整体观念和辨证论治确实是中医学理论的两个基本特点,但其实中医辨证论治包括宏观辨证和微观辨证,宏观辨证是基于对疾病的整体认识,而微观辨证则是分析疾病现代检测指标的变化。我曾治疗过一位55岁的男性患者,病人因无明显心绞痛症状,不愿做手术,而选择中医治疗。我们采取宏观和微观辨证相结合的办法,用温阳益心活血化痰法,用中药汤剂加减治疗八月余,病人不仅身体状态好转,复查时已消除了发生心脏事件的危险因素,停服中药两年余,实验室检查均正常。
  
  并不玄乎:中医“辨证论治”非常严谨
  
  记者:中医的“辨证论治”,听起来挺玄,这是不是容易导致人们对中医的不理解?中医的核心理论是什么?
  
  曹洪欣:辨证论治既不神秘,也不玄乎,而是对人体健康和疾病状态某一阶段的总体把握。比如,同样是“上火”,有的表现为口腔溃疡,有的表现为面部痤疮,也有的表现为失眠多梦等等,中医根据不同症状,包括舌象、脉象,进行分析判断,对不同脏腑或经络的火,采取针对性的治疗方法,这说明中医很科学很严谨。
  
  中医的核心理论,就是人和自然要和谐,人自身要处于一个平衡平稳的状态,用中医的话来说就是天人相应、阴阳平衡、脏腑协调、形神统一。
  
  记者:中医理论发展的迟滞是明显的,这使中医的说理似乎停留在古代哲学层面,其笼统性、模糊性明显与现代社会不适应。为了适应现代社会需求,中医应如何完善自己的理论体系?
  
  曹洪欣:从《黄帝内经》奠定中医学理论基础,到《伤寒杂病论》创定辨证论治体系,是发展;从《伤寒论》的六经辨证到《温病条辨》、《瘟疫论》等对温病的深刻认识是发展;从巢源方、孙思邈到“金元四大家”是发展;从重医理轻解剖到王清任大胆挑战前人理论,并进行纠正,是发展;从《衷中参西录》到中西医结合的各项成绩,是发展。2011年中国中医科学院作为第一发明单位、屠呦呦作为第一发明人的青蒿素研究项目的重大进展,是中医对世界人民健康的贡献。这些贡献已经得到了包括西方国家在内的全世界的高度评价和认可。
  
  中医在今天确实应该丰富完善理论体系,但必须坚持中医主体,遵循中医自身规律。
  
  优势何在:养生、治未病、治慢性病是中医的优势
  
  记者:各种中医养生类节目办得风生水起,这反映出人们对中医的一种情结。现在有种观点,认为中医药只能在预防疾病上有所作为,也就是常说的“不治已病治未病”。您如何看?
  
  曹洪欣:养生确实是中医药防病的优势领域。中医养生讲究“择时养生”、“因人养生”、“因地养生”,是中华民族维护健康的智慧结晶。
  
  早在《黄帝内经》中,我们的先辈就提出了“上工治未病”的理念。“治未病”的中医预防学思想,包括未病先防、既病防变和愈后防复三方面内涵。
  
  中医学对于慢性病有着系统的理论认识,形成了丰富、完整的“理、法、方、药”防治方法以及中药、针灸、推拿等多种药物与非药物治疗手段。这些手段疗效可靠,毒副作用小,注重人体功能的整体调节,激发人体的抗病能力和康复能力,特别是能够发挥整体调节、综合干预、个体化诊疗的优势。
  
  早在上世纪80年代“七五”计划期间,国家就启动了中医药防治慢性病研究,冠心病、脑中风、肾病、糖尿病、肿瘤等都已进入国家“重大疑难疾病中医防治研究”项目。中国中医科学院实施的“仲景工程”,对中医药治疗心血管疾病、肿瘤、肛肠疾病、血液病、糖尿病、艾滋病、骨伤科疾病、眼科疾病等106个项目开展中医临床研究,其中慢性病治疗项目超过75%。
  
  记者:屡有所谓中医诊所或养生机构骗人的事件曝光,败坏了中医的声誉。面对需求旺盛而又良莠不齐的中医机构,您认为应该采取怎样的管理和引导思路?现在的管理体制存在什么不足?
  
  曹洪欣:我认为不应该把非中医,或以中医名誉行骗的事件归咎于中医。养生,可分为中医养生、道家养生、佛家养生等多种类别,而有的人仅凭一种说法、一个病例或一个秘方,就打着中医的幌子骗人,不明真相者,又把这些极不负责任的非中医、伪科学甚至骗术归罪于中医,就更加不负责任了。
  
  我曾在全国两会上与多位政协委员提交了《关于中医养生保健知识普及亟须专业化的提案》,提出中医养生市场与人们的健康息息相关,一定要把好宣讲人的“资质关”,杜绝非中医人员“宣传”中医的现象。目前,中医养生保健体系尚不完善,尚未形成科学的准入标准,养生保健机构多头管理的现象普遍存在,有效的专业管理体制和机制正在探索实践,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已把构建中医养生保健服务体系列入“十二五规划”重点工作。
  
  中西结合:应该达到优势互补
  
  记者:多年来我国把“中西医结合”作为实现中医复兴发展的途径,结果似乎是中医越来越萎缩。中西医结合的路走得通吗?中西医应该怎么结合?
  
  曹洪欣:中西医结合存在着诸多困难,一是东西方文化的差异性,二是医哲交融的歧义性,三是中西医缺乏对应性语言,难以沟通,四是研究方法的局限性。
  
  但是,中国在世界上首创的中西医结合,不仅成为我国医药科学和卫生事业的一大优势,也是中国在20世纪对人类医学发展的一大创举和贡献。
  
  我国中西医结合的成就有许多,如西医辨病和中医辨证相结合的诊断、治疗模式和方法的创立;针刺原理推动神经生物学、生理学及病理生理学等基础学科的发展;具有重要价值的新药发明以及西医医院大量应用中成药等等。
  
  中西医结合应该是从方法、技术的综合运用,到理论与实践的优势互补,再到理论与技术的逐步融合,这需要漫长的研究与实践探索过程。
  
  人民共享:纳入医保是国家战略
  
  记者:有些省市已经开始尝试加大对中医的支持力度,把中医治疗项目更多地纳入医保。您认为在医疗体制改革中,中医药应该如何更好地发挥作用?
  
  曹洪欣:在医改中充分发挥中医药防病治病作用是国家战略,现在已经有了可喜成果。一是正在大力推进县医院中医科建设。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正在启动“基层中医药能力建设工程”,按国家规划,“十二五”末,95%以上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90%以上的乡镇卫生院设立中医科、中药房,70%以上的社区卫生服务站和65%以上的村卫生室能够提供中医药服务,发挥中医药简、便、验、廉、安的特点。二是发扬中医“治未病”优势,构建中医养生保健服务体系,进一步推进中医药养生保健知识进课堂、进家庭、进社区,提高国民健康素质。三是中医药从中药饮片到部分中成药纳入国家医保目录,为中医药发挥作用提供有力支撑。四是完善相关政策,促进中医药在突发性传染性疾病、慢性病及疑难病治疗中发挥作用。
  
  同时,国家正在16个省建立国家中医临床研究基地,开展中医药治疗重大疾病的临床研究,为提高中医防病治病能力奠定坚实基础。
  
  记者:作为全国政协委员,您多次在全国两会上提出中医药立法,中医药立法真的是迫在眉睫吗?中医药立法的关键点在哪里?
  
  曹洪欣:关于中医药立法,几届政协委员都有提案,应该说不但迫在眉睫,而且对中医药的保护与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。
  
  中医药发展促进法目前已进入广泛征求意见阶段,列入今年全国人大立法重点。中医药是我国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优势产业,我们国家的法律当然要对它进行保护。要在管理体制,运行机制,包括它的药材资源、经费投入、队伍建设等等,都有相应的政策支撑。中医药发展要靠法律保护,无论是中医院的办医模式、科技创新体系建设、人才培养,还是中药研发、文化建设、管理体制、知识产权保护与民族医药发展等,都应当是中医药立法的内容。
  
  产业发展:加快中药国际化步伐
  
  记者:我国中药的国际化发展道路上并不顺利,相反一些非中医发源地的亚洲国家倒是发展迅速,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?我们怎样做才能让中医药更好地“走出去”?
  
  曹洪欣:我刚查过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提供的数据,看后令人担忧:占全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中国,医药产业仅占全球的7%,天然药物仅占世界天然药物市场的3%-5%,中药出口额不足国际中草药市场的10%,可以看出我国整个中药产业的发展水平并不高。
  
  我认为,文化差异与中药安全性研究是制约中医药国际化发展的主要原因,但以下因素也不容忽视:一是自主知识产权保护薄弱。如我国的六神丸被日本注册为“救心丹”,年销售额超1亿美元,被韩国注册的“牛黄清心丸”年产值也近亿美元,而日本小柴胡汤的销量,就能抵上中国所有中药的出口额。二是研发投入不足,科技含量不高,创新能力不强。虽然中医药研究经费投入逐年增加,但很难与日本、韩国、美国相比。美国的研发金额占上市新药总销售额的15%,我国的研发金额还不足5%。三是缺乏领军的中药龙头企业。我国中药企业总体上规模小、产业化程度低,仿改制品种多,难以形成“高技术”、“高投入”、“高回报”的核心竞争力。四是缺乏符合中医理论与实践的疗效评判标准和评估体系。目前我国还没有形成系统完善的评价中医药疗效标准,还是借鉴西医的评价体系,难以体现中医药的特点和优势。
  
  与西药比较,中药的安全性是可靠的。中药是经过千百年来反复临床观察证实的疗效确切的医疗保健手段,经得起实践检验。二十年多年来,我给病人开方300多万剂汤药,包括作用强、有毒性的中药,没有出现过任何副作用与不良反应。所谓中药不良反应,往往由于使用不当所致,如因长时间服用龙胆泻肝丸引起肾衰竭的“关木通事件”,究其原因是没有在医师的正确指导下服药所致。不可否认,日本和韩国等亚洲国家在新药审批研究等规则上更能与国际接轨,其相应的新药临床上市研究(包括不良反应)更加规范,所以经过他们“包装”后的中成药更容易被国际上所接受。
  
  记者:当前全世界对中医药的认知和了解到底处在一个什么样的程度?
  
  曹洪欣:有数据显示,目前全世界有162个国家有中医药及其相关产品,使用中医药或天然药物的人群超过40多亿,占世界人口的70%左右,国外中医医疗机构有10万多家,国际市场对中药产品的需求日趋加大。
  
  我切实感到了中医的国际认可度日益提高。我们从2006年开始与奥地利有关大学开展11项“中医药与老年相关疾病”研究,得到奥方资助,经过5年多的合作,中医药的疗效得到高度认可和赞扬。我们与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(NIH)合作开展的中医药治疗肿瘤研究,也取得可喜进展。此外,我们与俄罗斯、澳大利亚、意大利、德国、法国、韩国、日本等国家都开展了全面实质性合作,范围包括中医医疗、科学研究、人才培养、中药研发等领域。目前,我国与70多个国家签署了近百项政府间中医药合作协议。不久前,在南昌举行的“太湖文化论坛”上,国际医学专家们对中医药发展的热烈讨论,再一次印证了中医药的国际化发展前景广阔,令人期待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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